堰边歌声

1976年的春天，涪江的水还带着寒意，但岸边的柳枝已悄然抽了新芽。我脱下穿了四年的军装，将肩章和领章仔细地叠好，放进木箱底层。背着褪色的绿帆布包，我踏上了回乡的路。生我养我的窦坪村依旧静静卧在涪江西岸，仿佛一艘泊在山水间的老船，船头朝着初升的太阳，船尾系着几缕炊烟。

回村一个月后，村支书邹永奎找我谈话：“小陈，你在部队历练过，团支书的担子就交给你了。”我点点头，接过了那本泛黄的团员花名册。团支部有七十多个青年，都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的后生姑娘，眼神里透着朝气。我们扛着锄头上了后山，开荒种油菜，划出三亩地做示范田。春日的泥巴沾满裤腿，但没人抱怨，汗水滴进土里，仿佛能听见种子破土的声音。

那天下午，我巡查完试验田，顺着女儿堰的路回家。女儿堰是经过窦坪村流向江油太平镇的人工水渠，形如一条绿色的哈达，水清得能照见天光云影。刚走近堰边，一阵歌声忽然飘来，像山间清泉滴落，又似春燕掠过柳梢。那是《袖红衫》，我们江油的老山歌，调子缠绵，词儿里藏着女儿家的心事。

“金边袖子银纽扣，藏在箱底不肯露……”

我循声望去，青石板上，一个姑娘正弯腰洗衣。乌黑的辫子垂在肩头，水花溅起，打湿了她的蓝布衫。她抬头望见我，歌声戛然而止，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像晨露沾着的桃花。是慧慧，我们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二十一岁的姑娘，爱笑爱唱，村里人都说她像山间的溪水，妩媚又纯净。

“慧慧，在洗衣服呢？”我脱口问道，声音竟有些发紧。

她抿嘴一笑，眼角弯成月牙，朝我轻轻招手，似风拂杨柳：“支书哥，回家吗？”

我蹲下身，指尖触到清凉的堰水：“你唱的《袖红衫》真好听，跟泉眼里的水似的。”

她低头搓着衣服，声音低了几分：“瞎唱呢，解闷儿。我娘教的，她说这歌藏着心事，不能乱唱……可我，一高兴就管不住嗓子。”

阳光斜斜地照在她发梢，水珠从她指尖滑落，在光里碎成星星。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春寒仿佛被这歌声熨平了，连风都停了脚步。

从那天起，女儿堰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有时借口查看水质，有时帮着她修整堰边的青石板。她总在我来时哼起歌，或是《袖红衫》，或是新学的革命小调。歌声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悄悄系在我心口。

我们一起在示范田插秧，她站在我前头，弯腰退步，动作灵巧如燕。歇息时，她递来竹筒水壶：“支书哥，喝口野菊花茶吧，我娘泡的。”我接过，清甜入喉，望见她坐在田埂上，正用狗尾巴草编个小玩意儿。“编啥呢？”“兔子。”她笑，“像你，耳朵尖，老远就能听见我唱歌。”

团支部活动散了，我们常结伴走路回家。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她偶尔轻声哼起《袖红衫》，我便放慢脚步，听那调子融化在夜色里。有一次，她忽然抬头问：“支书哥，你说咱们的示范田，真能亩产千斤吗？”我笃定地点头：“只要肯干，科学种田，准能成。”她望着远处黛青的山影，轻声呢喃：“那人的心事，也能像种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吗？”我心头一颤，却不知如何作答。她很快笑了：“算了，当我没问。”

县里要办“青年积极分子表彰会”，点名让慧慧去文化馆排练节目。她有些犹豫：“支书哥，队里活儿多，我走了……”我拍拍她肩膀：“你有这本事，就该去，咱们窦坪村的脸面，靠你挣了！”她点点头，辫子一晃，眼里的光比江心的波还亮。

送她走的那天清晨，雾还没散尽。她背着个小包袱，蓝布衫洗得发白，却浆得板正。临别时，她忽然从包袱里掏出棵青翠的小葱，塞进我手心：“我娘说，出门的人带棵葱，不会忘了家。”葱叶还带着露水的凉，我攥紧了，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像一朵云飘向了山外。

那晚，女儿堰边格外寂静。我坐在她常坐的青石上，水面上浮着一弯残月。鬼使神差地，我哼起了《袖红衫》，调子生涩，却一遍遍重复。忽然，远处山道飘来熟悉的歌声，清亮如昔，仿佛穿越了整个春天。我猛地站起，朝着歌声方向望去——雾霭朦胧，不见人影，唯有那歌声萦绕在耳畔，久久不散。

后来，县里传来消息：慧慧在文化馆排练时，因唱了《袖红衫》被“工作组”盯上了，说是“传播封资修小调”。我连夜赶去县城，在昏暗的办公室见到她。她头发有些散乱，眼神却依旧明亮，见我进来，忽然轻声哼了一句：“金边袖子银纽扣……”我心头一热，握住她冰凉的手：“别怕，咱们回家。”

回村的路上，油菜花已开得漫山遍野。她忽然说：“支书哥，要是这歌真不能唱，我以后就只唱给你听。”我望着她，涪江的水在夕阳下闪着碎金：“那咱们就把这歌，种进示范田里，等它结出金灿灿的籽。”

风掠过花田，歌声与笑声融进暮色，仿佛这片土地本身也在哼唱。我们知道前路或有风浪，但堰边的歌、田里的苗，还有掌中那棵小葱的青翠，早已在彼此心里扎了根。

——1976年的春天，窦坪村的船没有离岸，但有些东西，已悄然驶向了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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