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之70年代的过年 - 江油论坛

再过5天，就是2015年的春节，灯笼又挂满了大街小巷，年的味道又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些关于过年的记忆又在大脑中活跃起来，让我有了把它变成文字的兴趣。那就请随我回到40多年前的春节吧！

年的记忆应该从吃腊八粥开始。腊月初八的前一天，母亲会把把猪肉、萝卜、蒜苗、白菜切成颗粒状，偶尔也会加上豆腐干和泡胀的花生在锅里炒熟，腊八节的早上在快要煮熟的稀饭中加入已炒好的腊八粥料，再熬上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腊八粥就煮好了。母亲给我舀的腊八粥油珠特别的丰富、雪白的肉粒漂浮在表面，十分诱人，平时只吃一碗就饱的我可以吃上三大碗。腊八粥只是让小孩子们尝到了那么一丁点儿年的味道，真正的大块吃肉直到连连说够了的日子还得等上20多天。不过吃过腊八饭，小孩子就可以扳着手指倒数过年的天数了，走在一起炫耀的话题也是我们家过年要煮什么、吃什么，嘴里唱的童谣也永远都是“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

立冬节气一过，农村杀年猪就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过年前夕。私杀年猪的罪名谁也担待不起，只能到公社的食品站去杀，由于家离场镇较远，一大早就得出门，还得将猪绑在从生产队借来的架架车上拉去。母亲日夜操劳将它养大，上车前还要喂上一顿加有麦麸、甚至玉米面的“高级美餐”，想到即将到来的结果，善良的母亲总有一番伤感，临了说一句“下辈子去变个人”算是无奈的祝福。

公社食品站的小院里每天都有上百头等待着宰杀的肥猪，可怜的它们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全都摇头摆尾享受着难得的“广阔天地”。验猪的工作人员一脸严肃，摸摸猪的肚腹，喂多了的不要，得等到肚腹瘪下去才能编号过称，进入杀场。

几个大汉将猪摁在宽大的凳子上，受到摁压的猪虽声嘶力竭却动弹不得，只得任由刽子手摆布，殷红的鲜血从刀口喷涌而出，一会儿就流满半瓷盆；打气、刮毛的猪挂在架子上，一个个滚瓜溜圆,砍开的单边脂白肉红，不到一个小时，活蹦乱跳的毛猪就变成了一堆肉块。我们小孩的眼里没有恐怖，只觉得猪血的美味和猪肉的油香仿佛已浸入自己的心脾。

杀年猪的人回家再晚，家里的大人、小孩个个都会睡意全无的等着，而且早已准备好了锅灶柴火，非要吃上一碗血旺或猪肠、猪肺才能安然入睡；院子里的其他人家也要等到品尝后才会吹灯睡觉，杀年猪的喜悦必须全院子的人分享，这是多年形成的规矩。

当天晚上，母亲会用盐把一块块的肉腌起来，3天以后再把它们挂起来晾干，由于是腊月做的，因此就叫腊肉。别看数量很多，每次食用也只能切下一小段，对大多数普通农家来说，它们可是一年的油荤。

小孩子期盼的童谣渐渐拉近了年的距离，大人也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首先是用绑上竹枝的竹竿打扫积满灰尘的屋顶和椽檩，再用扫帚扫去窗台、旮旯的渣滓，连院子里外、檐沟里的污泥、猪圈里的积粪也要弄干净。

过年前的几天母亲特别的忙碌。所有的被子、罩子、鞋子、衣服都得洗，母亲说不能有一样脏东西带到年那边去；给家人做的新鞋得赶在除夕之夜前完工，一年一套的新衣服要到街上的缝纫社去取回来；要做的豆腐、凉粉、醪糟、米馍馍都得在腊月29之前做好。白天生产队的工得出，这些活路只有利用早晚来做，遇到天气晴好时也可以请假一天，毕竟队长家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姐姐也忙着把家里来打扮。窗户上的白纸已重新糊过；罐头瓶子里插着新采的山茶枝，皱纹纸做的花朵绑扎完毕；电影海报《白毛女》、那个年代特有的宣传画《红星照我去战斗》贴上了墙壁，给墙壁灰黑的家里带来了一丝亮色和暖意。

我开始为侄儿侄女做兔儿灯。用竹篾做4个圆圈，两大两小，绑扎成一个椭圆形的球体，这就是兔儿身；在一端绑两个相连的小圆圈，这就是兔儿头；再做两个耳朵插在萝卜块上用线吊在兔头内，画上嘴巴、胡须，贴上红纸剪的眼睛，肚子里燃一支蜡烛，在下面按上木头据成的小滚子，一个耳朵会动的兔儿灯就诞生了。

由于做兔儿灯要用纸、用蜡烛或煤油灯，只有街上的小伙伴才玩得起，农村的孩子一般没有这个福气。会做兔儿灯，五角星灯、方形灯就简单多了。

文革初期，也许是担心被说成“四旧”，也许是确实太穷，贴对联、放鞭炮、耍狮子龙灯这些传统习俗一度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逐渐恢复；而且街上渐渐的也有了炒爆米花的游走小贩，小孩子又多了一样美食。

说是年夜饭，其实是在中午。大年30一大早，母亲就搬来梯子取腊肉，这一次不比平常，猪头、香肠、心舌、上等的好肉都要煮一点，不仅品种多、数量也不少，连锅盖都顶起多高盖不严实，根本不用担心吃不够的问题。家家户户都丢开了平时烧饭用的茅草，改用火力强劲的块子柴，还没到正午时分，有的大人已经拿着骨头在院坝里啃了起来；午饭后人人脸上泛着红光、嘴上冒着油光。虽然那时绝大多数家庭不可能有鸡鸭和鱼肉，但这已经足够了，起码这一顿肉能吃个够、吃个饱。

下午，就该把存了大半年的准备过年吃的东西悉数拿出来了。有为防止小孩偷吃而架在高高的梁担上的向日葵，有扎紧口袋既防小孩又防老鼠而挂在墙壁上的花生，有不用藏起来但不炒就不能吃的红薯片、干胡豆，有在普通铁锅里炒就能爆出米花的“茶玉米”（玉米的一种，粒小而圆，带尖）。

晚上，每每户家在每个房间都点燃一盏平时尽量节省使用的煤油灯，寓意金银满屋、来年一片光明；然后燃起疙瘩火，一家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说着一年来快乐的事，父母还要把第二天不能说不能做的事项再给孩子叮嘱一番，就这样其乐融融的守岁到深夜。

70年代买布需要国家发的布票，每人每年仅可做一套衣服，有些家庭为了换钱还会把布票拿去卖掉，因此穿新衣就成了一件难得的喜事。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新衣，除夕的晚上，全家人都得洗脚、剪指甲，母亲说脚洗得干净，明年有好吃的才不会漏掉，我自然是深信不疑，洗脚的时候特别听话。初一一早，院子里多数人都穿上了簇新的衣服，生产队的晒场上搭起了秋千，年轻的小伙子纷纷比试谁荡得高，引来不少观战和看闹热的人们。其实大家聚在一起也是比一比谁的新衣最漂亮，不过那时的男士只有黑蓝黄灰几种颜色，女性多以大花、碎花布的面料为主。

记忆中最难忘的新衣是4岁那年母亲为我做的猪头帽和猫儿鞋。猪头帽形似卡通猪头，忖上棉花，很有立体感，非常暖和；猫头鞋就是在鞋的前面做上一只猫头，用丝线绣上鼻子、眼睛、胡须和轮廓，穿在脚上特别的抢眼；还带了一个姐姐买的围围（形似肚兜，防小孩把饭菜、汤洒在衣服上），胸前左边别了一个叠成长条形的用来搽鼻涕的手帕，引来队里大人小孩的围观。

记得还有一年穿着新衣到大姐家，大姐给抓了一些炒花生，母亲一再叮嘱我花生要吃完或者交给她保管，否则老鼠会把衣服咬坏。我一心想着留一些带回家好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嘴上却坚定的说吃完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新裤子果然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花生也一颗都没有了。

那时流行一句话“有钱人，大不同，身上穿的灯草绒”，可见灯草绒的金贵。生产队里有两个小孩都有了，这一年卖了年猪后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咬咬牙给我也做了一件灯草绒布料的衣服，为了穿的时间长，12岁刚读初中的我却是按15岁的预计身高来做的，衣服长、袖子也长，直到读高中我还能穿。

父母挣钱十分不易，压岁钱虽然很少，但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从最初的一毛钱到两毛、五毛、一元，那时的钱含金量很高，五分钱就能买一小堆花生，三毛八就能买一斤当时冬天极难见到的苹果。当然，与现在的小孩一样，压岁钱一拿到手大部分就会被父母接管过去，存起来做学费，那时的学费好像也是两元左右。

从初一起，我就会随父母去走亲戚。姐姐给的压岁钱比父母给的还多，我的姐姐多，压岁钱也挣得多。最丰富的一次是1973年到中坝城里的姐姐家，临走时给了我两张崭新的红色一元，外加一本《南方怒火》一本《京江怒涛》连环画，两支黄颜色的铅笔，一只印着喜鹊梅花的小皮球。这一年我的压岁钱总额超过了5元，大概应该是我所在的大队小学之最吧！

还有就是到大姐家，大姐的儿子与我年龄相近，他是街上的孩子，喜欢而且有条件收集各种香烟盒和糖果纸，每到过年他就把清理出来一部分需淘汰的给我，这些东西到了我的手上那就是极品，像黄金叶、大前门这些高级香烟盒都是我的小伙伴们十分稀奇的。

最难忘的是到二姐家，因为每次可以把火车看个够。二姐住在双河口场镇，进深很长的房屋后面就是小山，火车的汽笛一响，我和三个侄儿侄女就从家里冲向屋后的山坡，爬到视线高于小街的房顶时就能看到长长的火车，若是火车停靠在站台，我们就会一直等到它离去才会下山。除了在山上看，我也会带上侄儿侄女沿铁路走到车站，近距离感受它的壮观和非凡，有时还会拿出一枚金贵的1分硬币放在轨道上，看火车碾压后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第一次坐车还是把我吓得够呛。那时可能只有3岁多，火车那穿透云霄的汽笛声和开来时那排山倒海的气势把我吓得哇哇大哭，连看见都害怕，闹着要回家，母亲和姐姐只好先把我弄到厕所里躲起来，等我们乘坐的列车到来时才强行把我弄到了车上。

一晃4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过年，餐桌上的味道多了，可总觉得心中的味道少了；农村、街道过年的色彩浓了，可总觉得脑海中的色彩淡了。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也许天天都像在过年的好日子已经过惯了，也许这就是进步，也许……

秦淮新月发表于 2015-2-13 17:09
还真实。楼主你生活在乌托邦挖？七十年代农村可以有人家能杀一头猪过年？我家太平镇七十年代可还是队上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