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命运把我颠踬到了长钢技校。
每次到技校，我都要踩过一条永远不变的路线，或者被这条路线匝绕一遍——从东到北穿过这座县城。从我居住的长钢生活区出发，穿过我经常买米、买面、买肉的热闹而逼仄的三合场；走过我一生都走不完的涪江一桥；走过我买过太子裤的到五路口商场；走过我从来未进过的一段二层木屋民居；走过隔街相望了一辈子的戏院和新华书店；走过永远刺向天空的红军纪念碑；走过没有城门的县城北门；
走过一座神秘的、虚掩着门伊期兰教堂；走过比生活还破碎泥泞的碎石小路；走过一段被蛙鸣、稻香、麦穗、菜畦挤得清丽和清瘦的田间小路……走完这条路线，就到了长钢技校。
我很久都没明白，为什么是这一条路线，而不是另一条路线。那时，我不懂天意和命运，只知道来到面前的一切都是偶然。后来，我有点明白，这样一条线路，让我绕开了县城之外的东西，并和这座县城一次次在八十年代的天空下迎面相遇、相互交契，乃至于我后来心甘情愿地被她困厄和束缚。
八十年代的这座县城，一幅甘愿抱朴守拙的样子，甚至连繁华和浮华起来的念头都没有，它质朴得简陋，安静得沉默，真实得淳厚，甚至连拂面而来的风都没有一丝香尘。如今，那些我看过和看过我的风物基本上全部消失了，就像一阵风，一掠而过而又风声入骨。有时，我弄不清更喜欢八十年代还是现在的县城，就像弄不清更喜欢清丽还是繁华。
一进技校大门，两幢簇新的楼房占据了全部眼眸。两幢楼之间大约相距300多米，中间是操场，一个篮球场占据了一半的场地。
左边那幢是教学楼，五层高，灰色，中规中矩的形状，像一个被扔在那里的、永远也翻不过来的长方形盒子。右边是宿舍楼，五层高，白色，楼两旁空架着两个的曲折向上的L形露天水泥楼梯，本来单调的楼房，因了这两个L形楼梯变得逸动和飘灵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样的楼梯，竟觉得她比生活区古板而黯淡的楼梯多了一些灵动和妖娆。以前，我只在电影或画报上见过这种样式的楼梯，一般是富豪人家的小洋房才有这样的楼梯。很多时候，当我从楼梯上走下时，我都有一种轩昂和目骋的感觉。而一个比较瘦的女生娉婷地走下来，我会觉得整个校园都环佩袅袅地响了起来。
宿舍楼的一楼是大厅，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大厅左边是一排食堂窗口，右边是一个小礼台，中间放着两张乒乓桌。我觉得最奢侈是那两张乒乓桌，之前，我的“乒乓桌”是消瘦得像害了相思病的课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年轻而饥饿的胃比我还熟悉这里，它囫囵地吞下从窗口递出的食物，餍足了我拔节的身体，让我的青丝更青，喉节更突，骨头更硬。
二楼以上全是学生宿舍，五楼是女生宿舍，其余是男生宿舍。四周的宿舍环围着一个篮球场大的天井。这让我想起了老家老屋的天井，我的一部分儿童时光就宕落在天井的云影深处，再也捞不出来。
我住205寝室，也就是二楼5号寝室。四张双层床，一人一张，上铺一直空着，像等待一个永远也不会发生的故事。同寝室的是三个高中同学，也是发小，我们一起刚刚经历了高考的失落，又一起被命运踹进了这间寝室。虽然我睡在靠门的一侧，但还是觉得月光常常落到我的脚背上。
那个时候，月光更像月光；那个时候，月光无处不在。
报到第一天的晚上，莫名的兴奋、新鲜赶走了瞌睡，我和三个同学打了一个通宵的“拱猪”。分最多者罚跪，一位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当“猪”，跪到天亮跪昏了头。天亮了，陌生而熟悉的阳光把我们拉进了学校的第一个日子。
开学没多久，一位男生和女生由于在一个寝室呆到深夜，被校监发现，遭到了点名批评，在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我不知道，孤男寡女在一个寝室里，是不是一定会发生那样的事，但校方的断定是，这种情况一定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年代，风气未开，男女谨严，校园恋情被视为禁区，是关乎道德品质的大事。
几年之后，同样的校园恋情像花开花落一样平常，让人感叹时移世易。我不知道，这样的夜晚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甜蜜抑或苦涩？后来，那位女同学和另一个班的男同学结了婚。
有时，我在二楼抚着栏杆，抬头望向有云或者没云的天空，常常望到五楼女生一闪而过的身影，就像从梦中闪过。还能望见她们挂晒的我从未见过的、被她们柔滑的肌肤摩挲得发亮的各种奇形怪状、花里胡哨的衣饰。我常常觉得，这些衣饰是永远靠不近的、比天边还远的一朵神秘湿云。
白日，天井里总盛满了一大片白光，有些光会漫进我的屋里，带着天空和五楼女生的味道。夜晚，天井里挤满了黑暗，一些黑色的虚无无声敲门。
我们是这所新校的第一批学生，第一年，只住着我们这一届学生。三个班，电修班，机修班，轧钢班，大约也就不到200人。校园常常空荡荡的，空荡得能装下200人的寂寞青春。我常常一个人站在L形楼梯上，抚着栏杆，望着操场的空空和空空的操场，被一阵阵孤独和惆怅轮番侵袭。
早晨，四周田野把清爽得连尘香都没有的空气送进了校园，我和我缱绻了一夜的青春从L形楼梯走下，此时，校园广播恰逢其时地响了起来，就像一朵刚打开的花蕾恰好接住了一朵晶莹的雨滴。关键是广播里播出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小城故事》，《童年》，《外婆的膨湖湾》……青葱、纯粹、稚气、透明的歌声在我青春的身上开出花来，觉得就像我心心念念的大学校园一样美好。对我而言，人生最青春、最美妙的时分，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校园里听台湾校园歌曲。广播常常播放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那舒缓而温婉的旋律，让我恍然以为歌里的小城就是我置身的小城。记得，以前用半导体收音机偷听台湾的靡靡之音，虽然不时蹿出滋滋的电流声
但邓丽君软得化渣的歌声还是扼杀了我无数孤枕难眠的长夜。此刻，校园宁静，晨光微晞，听着邓丽君的百啭莺啼，心里少了一分年少独上高楼的闲愁，多了一分浪漫柔情，我那凌乱不堪的青春和小城的清丽惺惺相惜。那时我还不太懂宿命和永恒，只知道这些歌声明天又会响起。多年后，我才发现这些柔软的歌声在我身上刺下了永恒的刺青，从未被岁月洗去。后来，再听台湾校园歌曲，虽然歌声已旧，记忆仍在，虽然岁月翩翩而来，但少了些当年绵密的情思和葳蕤的情怀，还多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痛，那种“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的心境像水消失在水里。
那时，每月发16元的饭票，记得是蓝色塑料片的样子。每次领到饭票，我就用橡皮筋将饭票匝成一叠，把日子也匝进了一张张饭票里。每天吃饭的时候，我将饭票和自己的馋涎递进窗口，炊事员就送出喷香的饭菜。荤菜两毛五一份，素菜一毛一份，小炒五毛一份，一月下来，有些同学的生活费还略有剩余，很多男同学就到校门外的一家小馆子，将剩余的饭票换成了天下秀香烟或解馋的卤肉。现在，16元钱连一包好的烟都买不到，而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让人感叹生活越来越贵。我不懂经济学，但事实告诉我，贫穷的年代一定是生活便宜的年代，富裕的年代一定是物价高昂的年代。
我喜欢打乒乓，一有空我就被乒乓球台拽了过去。只要没什么事，我就会一直打下去，直到一些事夺走我的球拍。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打乒乓，那跳上跳下的乒乓与我有何意义。后来，我知道，一个人在青春期大都会狂热地爱上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些虚无的事情是你交给青春的投名状，就像那个跳来跳去的乒乓球，无论落在球桌上，还是落在地上，这个世界都纹丝不动。我无法计算我站在乒乓桌旁的时间，反正，我大部分的自由时间都交给了乒乓球。那时，我不明白，我打球时，时间正从乒乓桌上走过。
和我常打球的有三个人，都是长钢子弟，他（她）们都是三分厂子弟。三人都是东北人，从小随父母从东北支内来到这座县城，在这座远离血脉故乡的城市，一边舔舐看不见的伤口，一边开出新枝新芽。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同学，球打得非常好，很多男同学都打不过，毕业进厂后，经常参加厂里的比赛，成绩名列前茅。现在退休了，在一家乒乓球俱乐部当教练。
另一个是和这个女同学同寝室的女同学，北方女孩，文静，话不多，个子和我差不多高，身材纤瘦，就像一支弱不禁风的细柳。在我的印象里，她身上的任何一件衣服，都像挂在风里，随时要飘起来。那时我也很瘦，比寒山瘦水还瘦，以致于在我眼里，青春就是苍白、嶙峋的瘦削。
她一口北方话，像一刮而过、永不回头的北风；她的眼神里总有一种不甘的伤感，和她打球，就像是和她的伤感打球，而且常常看见北方的雪花。还有一个是许姓男同学，比我小两岁，自然卷的头发，白晰的皮肤，阳光开朗。他左手执拍，打球时，微卷的头发在额头上甩来甩去，像一些永远也甩不掉的伤痛。技校毕业后，他又去他哥任教的学校补习，准备考大学，但仍未圆大学梦。
后来，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听同学说，他命运多舛，诸事不顺，早早离了婚，一个人孤居老房，最后终于被生活压垮了，患上了抑郁症。有一次在家里洗澡时，燃气泄漏，导致中毒，早早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死因，一说意外事故，一说是自杀。一个阳光开朗的人，竟然无可救药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生活的阳光酿出如怡的甜蜜，生活的阴翳也能滋生出残酷的心魔。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毫不费力就能轻松活着，另一种是要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活着。
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前者永远不可能真正听懂这句话，而后者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把这句话也一同咽下。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和他打场乒乓球。
除了打乒乓球，还看过一些书，留下印象的是《书剑恩仇录》、《萍踪侠影》、《唐宋诗词选》、《李自成》、《官场现形记》等。那时一捧上小说，就陷进了无法自拔的故事情节里，非一气读完不可，如果不读完，心里就像被羽毛挠着，常常一读就是一个通宵。当我在无人的教室和寝室读着小说时，我的世界开始熙熙攘攘起来，而校园的任何声嚣都消失殆尽。
如果用一件事来说明当时读小说的痴迷程度，那就是当尿涨得膀胱疼痛时，我才会放下手中的书，然后，用还留在书上的目光看着那股愤怒得暴射如注的液体。如今，我很难完整地读完一本小说，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浮躁浮华，很难安心一件对自己没有任何功利的事情，就像看小说，别人的事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我总觉得，青春最可贵的就是纯粹，它很少用功利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一本毫不关已的小说，就可能赚取大把盈眶的热泪。青春总是喜欢一些虚无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你靠近真实的自己。但人生的悖论是，我们长大后，往往成为了当年憎恶的人。
同寝室的三个同学都是一厂子弟，曾经一起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算是知根知底的发小。特别是，在高中我们都读全年级唯一的快班，成绩中等。但那时的高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班能考上大学的也就是出类拔萃的那几个。后来，谈到高考，我们都唏嘘不已：如果换到现在……但人生没有彩排，每一次都是正式演出。
毕业后，我和两名同学进了厂，至今都时时相聚。另一名同学是上海支内的第二代，他幸运地被学校送到上海进修，圆了大学梦，后来和另一名进修的女同学结了婚，但多年后又离了婚，女儿判给了女方，他一个人回到了当年父母离开的老家——上海。这样的逆行，让我感叹，人生就像转蓬飘萍，捉摸不定。
学校四周都是田垄。没课的时候，我和同学常常沿着田垄散步，一些农舍冒出永远都拉不直的炊烟；扎在黑土里的青菜兀自地油绿；一条干净的小河闪着亮光，从脚边潺潺流过；几只无所事事的鸡鸭踩着松软的泥土，踱来踱去；零星的狗吠咬出乡村的宁静后，就无趣地缄默了……这样的乡村景致很普通，但对于我这个从小在钢城长大的厂子弟来说，它洗去了我体内一些锈蚀和正在锈蚀的东西。
出学校大门，往右拐，走上一条田间小路，再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一条被滴绿的青草和田垄挤得很瘦的小河。不知从那一天起，同学们叫它相思河，而河边的一片草地自然就叫相思河畔。那个年代，传统庚续，西风未渐，学校严厉禁锢男女恋情，学生恋情极为少见。但上帝造人时，就赋予了亚当夏娃儿女身，无论怎么禁严，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龄，很难完全禁住伊甸园的诱惑。当时，学校公开谈恋爱的几乎没有，但互生好感、暗通款曲的还是有几对。
我那时懵懂无知，一点看不出某个男生在追某个女生，他们留给我的唯一的蛛丝蚂迹就是——上五楼女生寝室的次数比到男生寝室的次数还多，而且是同一间女生寝室。其中，有多少对恋人到过相思河畔，我不得而知。但我可以想像，八十年代的一个有月亮或者没月亮的夜晚，一对白天不敢牵手的恋人来到永远不会干涸的相思河畔，他（她）们在这里练习接吻，彼此注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然后，学会相思，害上相思，在无言的小河面前留下永生难忘的初恋。
学校也很能体现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按籍贯分，比较突出的有三拨，一拨是三分厂的东北人，一拨是四分厂的湖北人，一拨是外县人。一分厂和二分厂的由于籍贯五湖四海，没有独自形成一拨。东北同学的性格鲜明、外向，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能侃能吹，给人豪爽之感。四分厂同学，相对寡言讷口，但实在实诚，关键时刻坚毅刚强，宁折不弯。外县的同学都是四川人，因我也是四川人，他们身上就没什么特别的东西镌刻在我的印象里，唯一的印象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不是厂子弟。我们班的班长就是外县同学。
他其貌不扬，身体矮壮，皮肤黝黑，经常穿一件四个口袋的灰色中山装。后来我才得知，他竟是副县长之子。如果是现在，一个副县长之子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在一所技校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官场的政治生态相对清廉，也说明高考录取比例之低，高校资源极度匮乏，还说明当时辉煌鼎盛的长钢办的技校对于高考失败的考生来说，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没想到的是，毕业没多久，那位分到二分厂的班长就因突发疾病去逝。我和同学还专门到二分厂悼念。在跨过二分厂伸向无垠远方的铁轨时，我想，人生就像没有车站的列车，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停下来，每一个时刻，都是生死时速。从二分厂回来，我突然觉得，活着和死去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上帝投出骰子，生死就定了。从他去逝那天开始，我活了多久，他就死了多久，也就是我比他整整多活了35年。
35年，我有点惊悚，我徒增马齿了35年，如果此刻死去和35年前他的死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史铁生说，“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如此看透生死，芸芸众生中庶几于无。他应该是同学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人，如果死者有魂，班长一定会魂游学校，抚摸那段永远回不去的青葱时光。
漫长而短暂的技校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她是我的一处青春驿站，每一次回眸，她都挥舞着岁月的手帕向我走来。